7月22日，平常的一天。

　　早上8点，70岁的钟杏圣从家中出发，骑着电瓶车赶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换上白大褂，钟杏圣的身份是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技术顾问，省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委员。

　　这几天，有关上海袭警案的消息一直不断——在相关部门为杨佳进行精神鉴定，证明杨佳没有精神疾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之后，杨佳的律师对此提出质疑，并表示将针对杨佳在作案时是否处于“短暂的精神失控”作为辩护重点。

　　放下报纸，钟杏圣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等待他的是一起有关民事赔偿案件的精神司法鉴定。

　　在杭州，与钟杏圣有着类似身份的鉴定专家还有好几十位，每年受理鉴定各类精神病刑事案件、道路交通事故及人身伤害案件的损伤程度和法律关系评定、民事纠纷案件等近千例。

　　鉴定的过程，有时如同普通医生的门诊一般，按部就班，有时却因为被鉴定者的诈病，双方不动声色地展开一场场博弈。

　　有惊险，有故事，也同样耐人寻味。

　　精神司法鉴定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熟悉精神司法鉴定工作的浙江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于恩彦透露，目前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主要分为刑事与民事两大类，其中刑事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因为精神病鉴定直接涉及法院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根据法律规定，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案件审理中涉及的各个办案机关，如果发现嫌疑人在作案中有不合常理的行为，都要对其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辩护律师、当事人或者家属也可以提出要求。

　　然而，体现人道精神的精神鉴定，有时也会被当成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会诈病希望逃脱制裁。

　　当然，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绝对不是能轻易抓住的。

　　杭州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专家顾问、杭州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研究室主任钟杏圣透露，诈病情况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么频繁，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过程中，实际统计显示，真正诈病的比例非常低，只占1%左右。

　　“如果以为装精神病就是把头发抓散，躺在地上，装疯卖傻说几句疯话就能敷衍了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一旦被查出属于诈病，司法部门会对其从严处理，所以并没有多少人有胆量挑战专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狗急也会跳墙，对于一些面临极刑的刑事案犯，诈病似乎成为最后一条出路。

　　2+3=6？伪装就这样露出破绽

　　让钟杏圣印象深刻的诈病案例不止一两件，被告人姜林(化名)正是其中之一。

　　在杭州落网时，姜林才20岁出头。

　　出事前，姜林是河北省某税务学校学生，因为外貌、成绩出色，姜林算得上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但之后的他误入歧途，与另一位同伴在济南、洛阳、武汉、杭州等8个城市实施麻醉抢劫作案，窃取大量现金和金银珠宝首饰，涉及金额较大。

　　在杭州被抓捕归案后，在起初的审讯中，姜林都表现得非常配合。

　　可突然有一天，他疯了。

　　案子移交检察院后，在检察院首次提审中，姜林一反常态，不是答非所问，便是胡言乱语，在监狱中整天痴痴地傻笑，还常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时而暴食，时而拒食，连同监犯都说他精神出了问题。

　　办案人员对姜林的变化感到不可理喻，怀疑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委托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其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第一眼看到他时，他正坐在地上，蓬头垢面，嘴角流着口水，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傻傻地发笑。”

　　钟杏圣至今记得双方的直面过程。

　　被带进检查室后，姜林与三位鉴定医师面对面。但对于简单检查，姜林并不配合，僵持许久以后，只淡淡说了一句：“我叫寒月，寒冬腊月……”随即泪流满面。

　　钟杏圣询问姜林：“你有什么疾病？”

　　姜林立即反问：“你才有病！”

　　钟杏圣不动声色，继续在一旁观察。钟杏圣注意到，交谈中，姜林的双眼总是回避对视，经常低着头自言自语，面对提问，不是答非所问，便是胡言乱语。

　　被问到“为什么不说话”，姜林神秘兮兮地说：“他们不让我讲，是阿波罗，你们不要告诉别人……”问他是否害过人，姜林辩解：“我没有害人，我心地善良……我只是带着他飞，我很累。”

　　姜林渐渐安静下来，检查室一片静谧，突然，钟杏圣大叫一声：“姜林，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姜林头也没抬，问道：“谁叫姜林？你们叫谁？”

　　询问年龄，姜林的回答同样含糊其辞：“几岁？我想想……30岁……40岁……”

　　到了这里，钟杏圣已经心里有数。其实，姜林犯了一个很多人容易犯的常识错误，姜林的一系列“表演”，全都是为了让说服人们相信，他是一位精神病病人，但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精神病病人并不会承认自己有病，更不愿意别人认定他有病，在某些方面反而会表现得比较正常。

　　钟杏圣伸出4根手指，问姜林有几根，姜林歪着脑袋数了数，答复说：“3根”。

　　最后一关，钟杏圣列出了几道最简单的小学生算术题。3+4=？，姜林说自己不会算，又问他2+3=？，姜林想了半天，口齿不清地说：等于6。当被问及5月1日是什么节日，姜林的回答似乎更加天马行空：“节日，我只是带他飞……”

　　钟杏圣摇了摇头，告诉姜林：“你装得太过了。”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精神病人就是傻子，于是装傻成为诈病的惯用伎俩。面对检查者提出的一些简单易答的问题，比如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简单算术题加减、重大节日等常识时，诈病者故意装糊涂，把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完全搞颠倒，反而露出了伪装的马脚。因为一般的精神病患者，对于最基本的个人信息、常识问题，都能准确答复。

　　而症状的混乱同样让姜林无处遁形。

　　“精神疾病有许多种类，像精神分裂症、歇斯底里症、痴呆症等等，每一种精神病都有其一定的症状与发展规律。但一般装疯的人很难彻底了解与掌握，他们为了装得更像，往往把一些不可能或极少能同时存在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精神症状混合在一起，破绽不言而喻。”

　　钟杏圣说，像姜林这样，既有装疯卖傻的表现(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又有妄想狂想症状(说阿波罗带着他飞)，明显不符合疾病发展规律。就好比画画，又想画马，又想画驴，最后画出来的，反而成了四不像。

　　钟杏圣把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一摆放在姜林面前，姜林渐渐安静了下来。

　　僵持了一阵后，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流下了眼泪：“好吧，我不装了，但我的处境确实不好，其实我本来很善良，待人很好，真的。”

　　姜林事后承认，自己早先希望能坦白从宽，但在狱中听牢友说，因为牵涉的金额比较大，自己很有可能被处以极刑，姜林慌了神，最后想出装傻诈病这条路，希望能逃过一劫，却没想到被专家轻易识破。

　　专家也有判断错的，但伪装者最后自己受不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鉴定专家表示，诈病者其实很难逃过专家组的“火眼金睛”，参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成员，除了极强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外，大部分都是具备数十年临床诊断经验的专家，拥有丰富的经验。大部分时候，专家只要看上几眼，问上几句话，判断便会八九不离十。

　　尽管如此，依然会有“意外”产生。

　　钟杏圣透露，一般来说，专家在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时，也会让被鉴定者做一些量表测验，这些测验结果对最后的鉴定有参考作用，但下鉴定结果时，专家的临床经验才是最重要的依据。不过，这种鉴定因为没有硬指标衡量，难免会出现人为差错。

　　“医学的事，谁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钟杏圣虽然鉴定过千余个案，但也曾有过误鉴的经历。

　　被鉴定者是位年轻的警察，被送来鉴定前，这个青年人无故旷工、迟到、早退、无理取闹，让领导很头疼。

　　钟杏圣让青年人做了量表检测，和他进行了面对面交谈，并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症状，亲族家属提供的资料都认为他完全正常。于是，钟杏圣出具鉴定证明：被鉴定者没有精神疾病。

　　两个月后，当青年人的幻听、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越来越明显，钟杏圣才意识到自己的判定结果出错了。钟杏圣感叹说，做鉴定时病人正处于发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因此疏忽了，这是个经验教训。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精神司法鉴定也受医学发展本身的局限。精神病鉴定的结论与医生诊断的经验和技术水平有直接关系。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不像对其他疾病的诊断那样，可以得出明确的数据。精神疾病的诊断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依靠正确详细的病史和严密的精神检查来判断。鉴定结论的产生主要是经验性的，即鉴定医师的临床经验十分重要。对一些疑难案例不同的医生、医院对同一被鉴定人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都在所难免。

　　北京某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因琐事扎死他人的张某利用所学的精神病知识，装疯卖傻蒙过了鉴定人员，获得了一张“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鉴定证书，被免于刑事追究，张某之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富有戏剧性的是，张某最终不能忍受精神病医院的生活而说出了实情，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